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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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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律师做事非常认真仔细。我的事情,经过一审,二审, 上海高院,都没有申诉成功。李律师代理案件到检察院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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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权

杨某隐名股东股东资格认定案


杨某隐名股东股东资格认定案

案情简介:

2010年10月25日,杨某与林某签订《委托投资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为:1、林某受杨某委托,将杨某以现金方式出资的人民币1200万元,以林某名义投资收购亚玛顿公司的股权。并持有亚玛顿公司总股本1%(即1200万股)的股权;

根据《委托投资协议》,隐股东人杨某持有目标公司多少股份,林某转让了目标公司多少股份,双方产生争议。诉至法院。

法院裁判:

二审争议焦点为:

1、杨某和林某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书》是否成立,性质及效力如何认定;

2、如果该协议成立并生效,该协议项下的标的数量是多少;

本院认为,综合本案相关证据,应认定杨某和林某之间签订《委托投资协议书》、《协议书》所形成的是股权转让关系,上述协议成立并生效,转让的标的是林金坤持有的亚玛顿公司的股份,数量为120万股。

1、上述协议应当认定为成立。

《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七)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案涉《委托投资协议书》、《协议书》具备《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所应包含的必备条款,且约定有数量条款,现杨某和林某仅是对协议项下的标的数量存有争议,在双方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情况下,应由法院根据举证规则并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对争议内容进行确定,一审法院简单认定上述合同未成立依据不足。

且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杨某已经履行了协议项下的付款义务,向林某支付了1200万元。林某认可收到金田公司、金国公司所汇1200万元,但认为上述汇款不能证明系杨某履行案涉付款的义务,其该项抗辩不能成立。经审查,《协议书》和《委托投资协议书》均约定杨某应在2010年10月25日前将1200万元汇入林某指定的账户,而金国公司和金田公司汇款的时间及金额与上述约定基本吻合;且在一审法院和林某本人谈话时,林某亦陈述“本来按理买不到股份钱我是应当归还的,但因为我与杨某之间还有一些其他经济往来的,所以钱也就一直放在我这里”。据此,本案应认定杨某已经履行协议项下的付款义务,一审法院仍认定该合同未成立明显不当。

2、双方之间应当认定为是股权转让关系。

首先,林某关于应仅以《委托投资协议书》确认本案法律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林某认为杨某提交的《协议书》的前3页被篡改,且双方其后签订了《委托投资协议书》,故《协议书》即不作数。但林某对于签订过该协议并无异议,且未能提供其应持有的该协议文本以供核对,而《委托投资协议书》中也无表明《协议书》已被作废的任何记载,故《协议书》应当作为判断本案法律关系的重要依据之一。

其次,依据《协议书》、《委托投资协议书》的内容,可以认定双方之间是股权转让关系。因为《协议书》中明确约定“杨某透过本协议拟有条件的受让林某在亚玛顿公司的部分股权,成为附属于林某名下的隐名股东”,而双方其后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书》应视为是对《协议书》所涉内容的延续,其中也未约定废止双方在《协议书》中关于股权转让的约定,且《委托投资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的“林某受杨金国委托,将杨某以现金方式出资的1200万元,以林某名义投资收购亚玛顿公司的股权,以谋求在亚玛顿公司投资所实现的资本增值。林金坤承诺以杨金国的出资额代为杨金国投资并持有亚玛顿公司总股本1%(即1200万股)的股权”的内容,与《协议书》中股权转让的内容亦不冲突。

3、上述协议应当认定为有效。

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在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本案中,亚玛顿公司作为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于2010年6月29日,林某系发起人之一,2011年10月,亚玛顿公司正式在A股市场公开发行股票。根据上述规定,林某在2012年10月前应不得转让其持有的股份。

《公司法》上述条款的立法目的在于防范发起人利用公司设立谋取不当利益,并通过转让股份逃避发起人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但对于发起人转让股份行为的效力认定应区分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发起人与他人订立股权转让合同属于负担行为;发起人将股权实际交付给他人或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属于处分行为。而发起人为将其股份在限售期内转让给他人而预先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但未实际交付股份的,则不会引起其股东身份以及股权关系的变更,也即发起人的法律责任不会因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而免除,据此,发起人实施的上述负担行为不宜认定为无效。案涉《协议书》、《委托投资协议书》签订时亚玛顿公司尚未上市,虽然亚玛顿公司于2011年10月上市,林某亦作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承诺,但上述协议中明确约定杨金国受让的股份后仍由林金坤代持,且未约定林金坤实际交付股份或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期限,故上述协议的签订不会必然免除林金坤作为发起人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目前距亚玛顿公司上市已经五年余,早已超过了林某承诺的限售期限。且林某名下的股份之前设置的质押已经解除,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也无法律上的障碍。据此,案涉协议应认定为有效,林某提出的上述协议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为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4、上述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标的数量应为120万股亚玛顿公司股份。

2010年10月25日的《委托投资协议书》第二条约定“林金坤承诺以杨金国的出资额代为杨金国投资并持有亚玛顿公司总股本1%(即1200万股)的股权”。2010年10月19日的《协议书》亦约定“杨某受让林某合法持有的目标公司总股本1%(即1200万股)的股权”。虽然用()对()之前的内容作进一步解释说明是汉语的语言习惯之一,但本案不应简单以此认定股权交易的数量,而应结合协议的其他条款、交易的价格、交易双方的认知能力、证券交易的特点等进行综合认定。

一是《协议书》中明确约定“杨苛透过本协议拟有条件受让林某在亚玛顿公司的部分股权成为附属于林金坤名下的亚玛顿公司隐名股东”,“林某承诺,在代持期间其在亚玛顿公司的股份不得以转让第三方、赠与或其他形式减持导致名下股份低于1%(含本数)”。由此可见,杨金国受让的并非林某所持的亚玛顿公司的全部股份。

二是《协议书》中多次出现了“亚玛顿公司1%股权”的表述,而“亚玛顿公司1%股权”对应的股份数是确定的,即为120万股。亚玛顿公司在2010年6月即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亚玛顿公司的股权结构及林某的持股情况均可公开查询,杨苛作为股权投资人理应进行查询后再作出商业价值判断。如果进行查询,杨某即可知晓亚玛顿公司的股权是1.2亿股,总股本1%应为120万股。

三是林某持有的亚玛顿公司10%的股份系于2010年5月以1600万元的对价取得,其后亚玛顿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净资产持续上升,至2010年10月已达281270303.99元,2010年度基本每股收益已达1.71元,而双方均是股权投资人,明知亚玛顿公司正在运作上市,理应知晓股份上市将会获取高额收益,事实上,亚玛顿公司股票的发行价即为38元每股,故杨某主张林某以1200万元的低价全部转让其持有的亚玛顿公司1200万股股份,不合常理。

四是《协议书》还约定“自股权受让生效日起两年内,亚玛顿公司未能实现上市交易,则上述股权受让的解除条件成就;一旦解除条件成就,则双方应无条件恢复原状,即林某应当向杨某返还受让款本金人民币1200万元及相应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委托投资协议书》亦约定“三年内未上市商量赎回,自主权归杨某”。如果如杨某所称,林某系将其全部股份转让,则林某转让股份后不仅不享有股份收益,还需承担亚玛顿公司不能上市的风险,此亦有违常理。

综上,鉴于杨某主张股权转让标的数量为1200万股存在诸多疑点,故其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并考虑全案案情,应认定案涉股权转让的标的数量为12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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